2016年4月17日，央視新聞以《不該建的學校》為題，對江蘇常州外國語學校(以下簡稱“常外”)北側廢棄工業用地(以下稱“常隆地塊”)污染修復施工及可能由其引起的常外學生健康狀況異常進行了報道。至此，自2015年8月該校搬入新校址后學生家長、校方、有關部門和媒體之間圍繞“毒地臭氣”產生的質疑、爭論和沖突，被擺上桌面并一夜引爆各大社交媒體。

這不是常州所在的江蘇省第一次因為環境問題上頭條。僅最近環保部新鮮出爐的2016年3至4月份社會重點關注環境問題中，九起中有四起發生在江蘇。環境問題使得經濟實力領先全國的江蘇省以這種不甚光彩的方式頻頻見諸大眾媒體，然而按照筆者觀點，此次常外事件乃至江蘇省特別是蘇南地區頻發環境問題，歸根結底是之前三十余年當地蘇南模式下鄉鎮企業工業化和地區大力發展大型重化工共同埋下的“地雷”，且由于當時蘇南模式在全國被作為先進經驗推廣，類似發展模式被全國許多地區學習采用，因此可以推斷類似環境問題在全國許多城鎮工業化發展過程中同樣存在;而之所以江蘇省成為曝光重點，原因恰恰在于其領先全國的經濟實力和城鎮化速率，快速城鎮化使得大量的城郊工業用地轉換為商業、住宅和公共用地，從而早早暴露出前期經濟發展中遺留的污染等問題。

更重要的是，這次常外事件以及其他諸多已經曝光的環境問題為全國其他正在進行“騰籠換鳥”“退二進三”的城鎮敲響了警鐘：前三十年累積的環境問題，隨著城鎮化進入城市郊區化階段，將會進入一個密集爆發期。如果環境控制法規不能及時完善、專業場地修復治理資格體系不能建立，則環境問題會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產生持續影響，并且還可能會具有周期性爆發的特點。

1、三十年工業化中的環境“雷區”

回到事件發生地江蘇常州。江蘇省地形以平原為主，轄江臨海，農商兩便，是以自古便是富庶之地，經濟繁榮，教育發達，文化昌盛。在此基礎之上，清末明初，江蘇省又憑借其領先全國的傳統手工業和商業基礎，成為近現代中國民族工商業發祥地。正是在這種重實業、重教育的地方文化下，改革開放后，江蘇省自下而上形成改革動力，并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勞動力剩余卻不能流動的政策背景下，迅速摸索出由鄉鎮干部推動、建立鄉鎮企業、依靠市場調節、勞動力“離土不離鄉”的新型集體經濟模式，即后來費孝通提出的蘇南模式。

蘇南模式肇始于無錫、常熟、江陰，并很快推廣至整個蘇南和部分浙北地區。在當時，這一模式極大地解決了蘇南地區地方就業，促進了地區經濟發展，曾被認為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模板”之一。小平同志稱之為“中國農民的偉大創造”。以常州為例，蘇南模式鼎盛時期，相對于全省總量，常州市GDP曾占1/3、工業產值占2/3、農村經濟總量占4/5、縣域經濟占90%。

當時，蘇南模式以其鄉鎮干部推動、鄉鎮企業為主兩大特點，在全國作為成功經驗推廣，被不少鄉鎮地區在發展工業化過程中學習采用。然而，對這一模式的批評正是集中在這兩點：

1. 鄉鎮干部推動，因而產權公私不分、政企不分，地方政府擁有企業控制權并分享企業收益，因此在企業監管控制上難免手軟，加上政府對企業的過分干預和不按經濟規律辦事，追求短期效益，對企業長遠發展不利，環境等外部性監管更是缺位;

2. 以中小規模鄉鎮工業為主，缺乏規模經濟和標準生產流程，生產工藝落后，“村村點火、處處冒煙”是常事，工業布局太分散，造成污染難以治理，生態環境惡化，基礎設施投入大，城市化率提高慢，服務業發展滯后，社會化分工難形成。

今天來看，蘇南模式對蘇南地區的環境污染問題也是難辭其咎的。讀者不妨想象一下：一個有些手工業歷史的村子，干部突然號召大家從農業轉為搞工廠，做什么最有把握?高科技做不來，村子不大不小也承擔不起太高的投入，加上可能村里有些簡陋的化肥或者造紙技術。如此一比，開個小化肥廠或者造紙廠是最便利的選擇，而且投入小產出高。在這樣的思路下，中小型企業工廠遍地開花，落后的工藝技術和小作坊式的低效生產加上幾乎沒有的三廢處理，造成的浪費和污染可想而知。

另一方面，江蘇省具有民族工業基礎，又有臨江之便，因而化工業成為地區發展重點產業，沿長江布局石化化工更是成為《江蘇省“十二五”規劃綱要》等重要綱領文件中的重點。2016年3月，《中國經濟周刊》記者驅車從南京沿江向蘇中、蘇南行走發現，沿途有寧揚化工產業帶、常州泰州段化工帶、江陰靖江重化產業帶、南通如皋張家港化工產業帶、常熟太倉南通化工業產業帶等等，綿延數百公里。密集的化工園區布局因為污染問題飽受詬病。對長江中下游水質監測相關資料顯示，江蘇化工行業每年廢水排放量占到該省工業廢水排放量的30%，排放的主要是COD、氨氮、揮發酚和石油類等主要污染物，占該省工業排污總量的25%以上。這還僅僅是沿江排走的污染，留存在工廠土地上和周邊空氣里的污染更是不可想象。

近年來，江蘇省在尋求產業升級方面投入了大量努力，然而之前化工生產中環境監測缺位導致地塊污染嚴重、土地環境評估卻形同虛設、土地修復手段不專業不合理，種種因素累積起來，不知江蘇還有多少像常隆地塊一樣的“毒地”等待著被開發商的挖掘機曝光于人前。

自九十年代后，隨著產權改革，政府不再直接掌握企業控制權。但是，政府仍通過土地出讓、稅收等方式與企業收益直接或間接掛鉤，而長期的唯GDP論政績思路使得政府在環境監管上一直缺乏一個強硬的立場，對破壞環境行為監控不力、處罰不嚴，更有甚者為納稅大戶污染行為打掩護，環評形同虛設，客觀上縱容了企業的環境破壞行為。在本次常外事件中，自2016年一月起就有媒體陸續報道，常外新校址毗鄰常隆化工舊地，引發學生身體不適和家長校方數次沖突，然而常州當地媒體、環保局數次公開否認該地為化工廠舊址，否認該地塊空氣有異味、有超標危害成分，未嘗不能認為是政府主觀或被動為涉事企業隱瞞事實、提供掩護的一種表現。

講了這么多蘇南地區的污染“原罪”，我們也不難理解常隆地塊污染的根源了。然而， 為何政府規劃部門要在污染修復未完成地塊附近興建學校呢?如文章開頭提到的，這與當下蘇南城鎮化進入郊區化進程有著密切的聯系。在深入探討常州外國語案例的規劃問題之前，讓我們來了解一下什么是城鎮化和郊區化。

2、城鎮化與郊區化

城鎮化又稱城市化，是鄉村變成城鎮的一種復雜過程。對于這一概念，想必在近年來關于城市“攤大餅”、交通擁堵、霧霾等問題的討論下，讀者對此并不陌生。綜合社會學、人口學、經濟學、地理學等相關學科的不同看法，城市化是一個農業人口轉化為非農業人口、農村地域轉化為城市地域，農業活動轉化為非農業活動的過程。既包括城市實體的變化過程(如城市景觀的地域推進)，也包括抽象的精神變化過程(如城市文化、城市生活方式、城市價值觀念等向鄉村地域擴散)。對城鎮化水平的量度一般用城市化率，即城鎮人口占區域總人口比來表示。

當前，我國城鎮化正處于快速推進當中。自1978年以來，隨著改革開放的進行與深化，國家放松了限制農村向城鎮的人口流動，成千上萬的農民涌向城市，大城市人口在80年代陡增了1/3，城市化速度大大加快。“十二五”時期，我國城鎮化率年均提高1.23個百分點，每年城鎮人口增加2000萬人。據國家統計局最新發布的數據，至2015年，我國城鎮化率已達56.1%，城鎮常住人口達7.7億。

城鎮化的過程分為兩大階段。第一階段為集中型城市化階段(Urbanization)。隨著地區產業從農業向工業或第三產業轉型，工業化使得地區非農經濟占主導地位，就業機會和產值增加、設施齊全、文化生活豐富 ，從而吸引人口流入和產業集聚發展，反過來拉動工業化，從而進一步推動城市化。

當第一階段集聚到一定程度后，由于高地租、擁堵、污染等離心因素，則進入郊區化階段(Suburbanization)。在這一階段，完善的公共交通設施和私人交通工具成本的下降使得不能承擔城市經濟成本或追求高質量生活的人口遷向郊區，同時隨著城市產業結構的調整，一些產業由于污染、噪音等困擾或為降低生產用地成本，也遷往郊區。

美國郊區化始于上世紀二十年代。在我國當前的快速城鎮化過程中，可以明顯地看到郊區化過程。如北京、上海、深圳等經濟水平較高的地區，城市擴張大多是如下過程：

(1) 城市住房需求促使開發商轉向市政設施覆蓋范圍內的城市郊區，地租上漲使得一部分居民遷居城郊;

(2) 居民聚集在城郊，催生商業、服務設施需求，商場、醫院、學校、游憩地等功能設施也逐漸在城郊聚落區完善，并可能形成城市次一級中心結構;

(3)同時政府進行產業規劃時往往在總體規劃下分區制定發展戰略，部分區域性的行政職能部門也不再集中于市中心，而是就地管轄，區內有了一定自主權;

(4) 城市產業升級和居民對居住環境的訴求使得不適宜在人口密集、地價高昂的市中心繼續發展的產業向遠郊區搬遷。

隨著城市的不斷發展和人口不斷增長，原來的“郊區”變成新城區，上述郊區化過程又再一次向更遠的郊區進行，如此間隔反復，其結果就是讀者所熟知的城市“攤大餅”過程。而本文討論的常外事件，其本質正是在城市向外郊區化的過程中，政府將常隆地塊改作其他用途并在地塊周邊建設學校，卻沒有對地塊進行嚴格的環境評估與合理有效的污染修復，引發學生身體不適和家長與校方的沖突。常外事件，是城市郊區化挖開被忽視許久的三十年發展遺留下的環境“后遺癥”，引爆環保“地雷”的一個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