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3～27日，由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UNEP）主辦的第二屆聯合國環境大會在肯尼亞首都內羅畢的環境規劃署總部舉行，會議以落實聯合國《2030可持續發展議程》中的環境目標為主題。雖然是在討論一個如此嚴肅而嚴峻的話題，聯合國副秘書長、環境規劃署執行主任阿西姆•施泰納（Achim Steiner）的發言依舊鎮定自若、氣定神閑，這是屬于他的風格，大聲疾呼從來不是他的選擇，他覺得用平和的語調談論嚴峻的環境問題會產生更大的震撼力量。

現年55歲的施泰納自信從容，充滿人格魅力，儒雅的談吐、不凡的氣度與率真的性格，讓人會不由自主地想靠近他，“你是愛，是暖，是希望，你是人間四月天”這首純凈的小詩，送給他是很適合的。

在為期5天的會議中，共達成了海洋環境治理等25個決議和行動計劃，可謂成果豐碩，也為施泰納即將結束的10年任期畫上了一個圓滿的句點。今年早些時候，聯合國大會已經正式選舉挪威前環境與外援大臣埃里克•索爾海姆接替施泰納，擔任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的下一任執行主任。6月15日卸任后，施泰納選擇前往牛津大學，開始自己的教學生涯。

擺脫花錢買官質疑

施泰納出生于巴西，在德國長大，擁有巴西與德國的雙重國籍，1983年獲得牛津大學哲學、政治學及經濟學學士學位，隨后進入倫敦大學繼續攻讀經濟學與區域規劃。因為興趣與志向所在，從1985年畢業開始，施泰納的工作一直和環境保護與可持續發展領域相關，起初在一家促進可持續發展與國際合作的德國聯邦政府企業從事農村區域發展工作；1991年開始為國際自然保護聯盟工作，先后在南非擔任項目協調員、在華盛頓擔任聯盟全球政策中心高級顧問；1997～1998年擔任湄公河委員會首席技術顧問；1998～2001年擔任世界水壩委員會秘書長；在2001年，施泰納回歸國際自然保護聯盟，出任秘書長一職。

直到2006年，在時任聯合國秘書長科菲•安南提名下，聯合國大會一致選舉施泰納為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第五任執行主任。按照聘任制度，聯合國環境規劃署執行主任每屆任期為4年，但是因為在工作方面卓有成效，2010年，新任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再次提名他擔任這一職位，并于2014年第二次延長他的任期。

在位10年，施泰納獲得了聯合國內部和各國環境工作者的認同。這種認同感，在他上任之初，曾一度降至冰點，甚至被否認所代替。原因是入職不久，有人揭示他是此前授予安南50萬美元迪拜獎的審理人員之一，這讓他不可避免地卷入了一場“賄賂風波”。

其實，從國際自然保護聯盟到聯合國環境規劃署，施泰納需要放棄很多東西。前者在當時是世界上規模最大的全球性環保組織，總部位于瑞士格朗，在日內瓦湖畔，景色秀麗，是施泰納所獲得的辦公環境最舒適的一份工作；而搬家到非洲東部的肯尼亞，人身安全似乎都成了值得憂慮的問題，因為住所遠離海洋，還不得不拋棄他最鐘愛的風帆沖浪運動。施泰納當時給出的理由是“接近緊迫的環境問題比乘坐噴氣式飛機、舒適的工作環境更重要”。但是，外界的質疑聲并未因此而停息。幸好，施泰納與安南都有信心與耐心，去等待時間的證明。

就后來的事實而論，施泰納的工作能力是對得起這個崗位的。自他擔任執行主任以來，聯合國環境規劃署在全球范圍內的影響力與日俱增，2008年轉型成為一個氣候中性組織，宣布此后每年將為自身的碳排放購買碳信額度，并力爭每年減少3%的碳排放；同年，向世界推出了其綠色經濟計劃；2010年組織多國力量成立了一個政府間科學政策平臺，致力于彌補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服務領域科學研究與政策制定之間的鴻溝；推動了全球第一部限制汞排放的國際公約《水俁公約》的最終簽署等等。

在種種發展成就中，聯合國環境規劃署必須將施泰納載入自身發展史冊的最重要理由是，在他治下，環境規劃署將其由58個成員國組成的理事會，升級為聯合國環境大會。從2012年的“里約+20”峰會提出動議，到2013年3月聯合國大會通過決議，再到2014年6月第一屆聯合國環境大會成功舉辦，環境規劃署成功地發展成為一個全球環境決策平臺，自此，施泰納可以組織聯合國193個成員國以及觀察員國在部長級層面商討和制定影響全球環境與可持續發展的議題和政策。

當施泰納卸任時，當年的“賄賂風波”早已煙消云散，肯尼亞總統烏呼魯•肯雅塔更是對他表現出了足夠的認同與尊重，“肯尼亞無疑會想念你。無論你身在世界何處，請記住，你在肯尼亞有一個家。”

重視個體力量

2016年聯合國環境大會提出的口號是“健康星球，健康人類”，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發布了一系列報告，用醒目的數字向人們昭示，環境的惡化正在導致人類過早死亡，全球四分之一的死亡人數與環境污染有關。“健康的地球能讓人類健康的小船揚帆遠航，也會促進經濟和社會蓬勃發展。本屆聯合國環境大會的目標就是想辦法讓環境始終是人類福祉的庇護所，而不會成為傷害人類的刀刃。”施泰納如是說。

在他看來，保持環境的可持續性，推動綠色經濟，需要與各國政府溝通、協作。“如果各國之間不能很好地溝通交流，那么我們聯合起來共同為全球服務的努力也會是令人失望的”。當初之所以選擇來到聯合國環境規劃署，就是因為在聯合國可以更便捷地與各國政府、世界銀行等非政府組織打交道，從而謀求更多的改變。

不過，施泰納認為，在防范人類足跡危害生態這件事情上，普通民眾同樣擁有改變未來的力量。他可以說是一個環保領域的實用主義者，認為提高民眾的環保意識，讓民眾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注重環境保護，無論是采用更加節能的家用電器，還是拒絕為珍惜野生動物偷獵買單，都可以產生巨大效應。

在牛津大學讀書期間，他就組織過一個名為“綠色搗蛋鬼”的嬉皮士團隊，開著大巴車到各地宣傳環保理念，當時他們倡導人們購買可循環利用的環境友好型產品。從某種角度來說，嬉皮士們的出發點更貼近人性善良的那部分，他們像是當時“垮掉派”的精神導師，是一群求真的反主流。“雅痞”施泰納的行動倒是與這種觀點相契合。

后來加入聯合國環境規劃署，每年舉辦一次國際兒童會議，隔年舉辦一次國際青少年會議，施泰納會與他們討論環境問題，交換意見。“我深信孩子們是解決環境問題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們對環保信息知道得越多，就越感興趣，未來的希望也就越大。”

當然，施泰納口中的普通民眾，也包括他自己。作為全世界環保工作的最權威代言人，他認為自己有義務以身作則。自從加入聯合國，因為工作原因，施泰納需要經常乘坐飛機往返于世界各地，但是他堅持為旅行所造成的碳排放購買碳信用額度，“這是一筆數目很大的支出，但我必須這么做”。在肯尼亞這個垃圾幾乎一律填埋的發展中國家，他依然在自己家中堅持垃圾分類的習慣。他將積蓄的一半用于投資，只投資于那些生態可持續領域的基金。

這些活動也獲得了他太太的認可、支持與參與，因為她同樣是一名在環保領域工作的人士。

環保領域實用派

性格中同時包含了巴西人的熱情與德國人的嚴謹，讓施泰納很適合做環境保護這類不能放棄，但需時時做出妥協與調整的事業。

身為經濟學高材生，施泰納對問題的判斷始終是理性的，熟稔外部性、代際公平等概念，讓他對環保必要性的解釋毫無壓力。在早些年，他曾致力于尋找解決氣候變化、生態破壞等的問題最優解決方案。然而，在環保領域工作多年之后，經歷了哥本哈根氣候大會談判失敗等一系列“打擊”，施泰納對現實世界的認識更加清晰了，“當涉及到可持續發展問題時，世界面臨著許多越來越復雜的挑戰，沒有任何協議能夠畢其功于一役，解決所有問題，不過，在解決問題的過程中總會伴隨著機遇出現”。

在最初執掌聯合國環境規劃署時，他呼吁各國在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之間尋求平衡，現如今，看到了可再生能源等新興業態的蓬勃發展給中國和歐洲帶來的變化，施泰納更加自信地說：“環境保護問題不能獨立于其他事務之外，它是一個系統而長遠的經濟發展問題。綠色和經濟不是需要平衡，而是需要找到結合點，把綠色成功變成未來經濟的一部分。”

關于環保，有爭論，因為每一個議題或者措施都不會是最完美的那個，但問題的關鍵在于行動。作為中國環境與發展國際合作委員會的副主席，施泰納常來中國。當他發現中國大量用電動自行車代替污染物排放超標的摩托車，產生了良好的效果，馬上著手在非洲去推廣。當他意識到，綠色經濟轉型正變得越來越有吸引力，但相關的融資卻跟不上需求時，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立即投入到了相關課題研究。“最近，我們正在和中國人民銀行合作，探討激勵綠色融資的政策建議。”在2015年，環境規劃署與弗里蘭基金聯合推出“亞洲環境執法獎”，用來鼓勵那些站在第一線捍衛環境法律法規的人員與機構。

施泰納將這些稱為“綠松石運動（Turquoise Movement）”。把環保主義的綠色和大海的藍色混合在一起，代表著新一代尊重科學的環保人士，他們不盲目崇拜大自然，不會要求人們勒緊褲腰帶，而是運用工程師的智慧，想辦法解決實際問題，用創新與實踐來助推環保事業的發展。

在卸任之際，施泰納對環保事業的未來充滿信心，“我們已經在巴黎氣候大會上達成了協議，《2030可持續發展議程》也已經生效，世界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團結一致地將環境問題放在所有議程的核心位置，這一切讓我們有足夠的理由保持樂觀”。不過，他同時提醒后繼者們，文件擺在那里不可能解決任何實際問題，激情被點燃之后，需要實實在在的科學規劃與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