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3月11日，在東日本大地震和海嘯發生后，引發了福島核泄漏事故。這是日本在遭受廣島、長崎原子彈轟炸的56年后，又一次經歷核事故災難。核泄漏事故不僅對日本經濟帶來很大損失，對日本社會和人們的心理也造成了很大沖擊，其影響是巨大的、長期的。

福島核泄露事故的發生，再次使人們聚焦于日本的“核”問題。在世界上，人們發出了質疑：“日本曾遭受到過原子彈轟炸的災難，為什么還建設了50座以上的核電站？”在日本國內，核事故也促使人們重新思考日本的核能利用和開發問題，出現了各種各樣的要求廢除核電站的抗議活動。那么，日本人具有什么樣的核意識，核發電設施是怎樣建設起來的，“脫原發”運動又會產生什么樣的影響？本文將對此進行一些粗淺探討。

一、日本人核意識的結構

一般來說，日本人具有比較強烈反核意識，這在世界上也是出了名的。形成反核意識的一個很大原因，是日本曾經遭受過原子彈轟炸的災難。可以說，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受到原子彈轟炸的災難體驗，是日本人反核意識的原點。

眾所周知，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曾在日本廣島和長崎投下過兩顆原子彈，廣島當天死亡8萬多人，5萬多人負傷和失蹤，長崎有二分之一人口傷亡和失蹤。遭受原子彈轟炸后，幸存者也長期受癌癥、白血病、皮膚灼傷等輻射后遺癥的折磨，十分悲慘。遭受兩顆原子彈轟炸的經歷，使戰后日本人產生了強烈的反核意識。在戰后日本，無論政府還是一般民眾，經常會說的一句話就是，日本是“唯一”受原子彈轟炸的國家，將核武器的恐怖和非人道性訴諸世界，是原子彈受害國日本的特殊使命。可以說，遭受原子彈轟炸，成為了日本人反核意識和反核運動的原點和基礎。

當然，也并不是一開始日本人就具有明確的反核意識的。實際上，反核意識和運動是作為戰后和平主義的一環發展起來的。戰后初期，隨著冷戰體制的確立和美蘇對立的加劇，美國從1948年開始改變對日占領政策，企圖將日本納入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后，美日加速片面媾和活動。1951年在簽訂舊金山媾和條約的同時，簽訂了日美安全保障條約。由此，日本由放棄一部分主權為代價換取了美國的支持，結束了被占領狀態。

在這個過程中，出于對日本再次被卷入戰爭的擔心，日本人民于1950年前后開始了聲勢浩大的反對片面媾和的和平運動，在日美安保條約簽訂后開始了反對美軍基地的群眾運動。民眾和輿論鑒于因發動侵略戰爭而使國家覆滅的慘痛教訓，主張奉行和平中立的國家基本政策，以免再次卷入慘烈的戰爭。這種心理促進了和平主義運動的開展。

在和平主義運動澎湃發展的時候，1954年發生了“第5福龍丸”號事件，這成為日本反核運動興起的重要契機。1954年3月1日，美國在太平洋比基尼島上進行氫彈試驗，在附近海域捕魚的日本“第5福龍丸”號漁船受到氫彈爆炸的輻射，船員永保山愛吉遇難。該事件對日本產生了很大沖擊，喚醒了日本人的歷史記憶和受害者意識，日本由此掀起聲勢浩大的反核運動。

“第5福龍丸”號事件發生后，日本國民強烈抗議并要求追究美國的責任，還掀起了轟轟烈烈的禁止原子彈的群眾運動。全國各地的各種團體、學會、組織紛紛發表決議和聲明，反對美國的氫彈試驗。令人感到欽佩的是，在社會基層的普通群眾中，也出現了反對原子彈氫彈的簽名運動。這一運動的起點，是由東京都杉并區的婦女展開的非常樸素的活動，隨著媒體的宣傳，以燎原之勢席卷了整個日本。在短短的時間里，全國的簽名人數就達到了3200萬人，幾乎占到了日本總人口數量的三分之一。這說明，反核的和平主義思想已經在日本人民心中扎下了根。

1955年8月6日，在廣島召開了第一次禁止原子彈氫彈世界大會，有將近5000人參加。會議通過了《廣島宣言》，號召禁止和銷毀原子彈氫彈，裁減軍備，世界人民攜起手來共同奮斗，實現人類的真正和平。自那以后，日本每年都要召開反對原子彈、反對核武器的大會，禁止原子彈核武器的群眾運動在日本全國轟轟烈烈展開，影響深遠。

到60、70年代以后，由于國際社會主義運動的分裂，日本國內和平運動遇到挫折，日本的和平主義運動也一度出現分裂，并且步入低潮。與之相聯系，反對核武器的運動也出現了分裂。但是，隨著國際上反對核武器運動的開展，日本和平主義運動在反對核武器方面基本達成了共識，即反對一切核武器以及核試驗。經過幾十年的發展，這樣的意識已經深入人心，難以動搖。日本的和平主義反核思想和運動，到20世紀80、90年代發展到了頂峰，并持續地對日本政府的核能政策產生著深刻影響。

在民眾反核運動蓬勃開展的背景下，日本政府開始在1960年代后半期提出自己的核政策。1967年12月11日，時任首相的佐藤榮作在第57屆國會上首次提出了“無核三原則”。1968年1月27日，佐藤在施政方針演說中再次確認了日本的無核方針。1970年2月，日本加入了《不擴散核武器條約》（1976年6月批準）。1971年11月24日，無核三原則作為國會決議得到正式承認。

這樣，經過日本政府、國會相關部門討論，在20世紀70年代初形成了日本的核政策。該政策具體來說由四個支柱構成：（1）無核三原則；（2）努力實現核裁軍；（3）依賴美國的“核保護傘”；（4）推進原子能的和平利用。也就是說，日本的核政策存在著兩個相互矛盾的原則和邏輯：“雖然自己不擁有核武器，但美國的核武器是必要的”；“雖然不擁有核武器，但推進核能的利用”。 但是，日本政府并不認為這是矛盾的、扭曲的，而將其稱為“并存”。這樣的核政策一直存在了40多年，直到今天也沒有變化。

很明顯，日本想在戰后發展核武器，至少存在著兩個難以逾越的障礙。其一是民意。在和平主義的反核意識產生，反核運動蓬勃開展的背景之下，在日本社會里如果想要擁有核武器，從民意基礎角度來看是非常困難的。另一個障礙是日美同盟關系的存在。1951年日美簽訂了日美安保條約，1960年日美安保條約重新修改。日美同盟關系一方面保證日本在遭受核威脅和核危機時，美國將給日本提供核保護；但同時對日本自主發展核武器的意愿也是一種限制，美國的意志成了一種難以越過的障礙。所以，對戰后的日本來說，或許只能選擇一條路，即不擁有核武器。

但是，很大程度上是迫不得已的現實主義選擇，卻也可以用來對外界樹立日本的國家形象。“反核”，變成了日本的國家標語。而打開蓋子一看，其內容則是：“反對核武器，但是推進原子能的和平利用”，這作為一個整體成為了日本這個國家的前提。這樣的前提也對日本的和平運動和反核意識產生深刻影響。一說反對核武器，誰都會同意。但是一到原子能的開發利用，政府和產業界是積極推進者，在市町村和市民團體則出現了意見對立和不一致。其結果，為了回避論爭，將反對核武器與核能利用分開來看，不將原子能的爭論帶入反對核武器論，就成為了日本人核意識的主流。雖然在日本也存在著將反對核武器與反對原子能發電完全結合在一起的徹底、絕對的反核論，但并不占主流。

也就是說，日本以戰敗、受到原子彈轟炸為原點，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反核意識，和平主義的反核意識在日本具有“原理性”、“正當性”。日本政府在美國的核保護傘下，也“順應”民意制定了無核三原則。“反核”，成了日本政府的一塊金字招牌。同時，“反對核武器，但推進核能的和平利用”，也成為了日本社會的最大公約數，構成了日本人核意識的穩定結構。

二、“和平利用”口號下的核電開發

在上述核能政策下，日本走上了迅速開發核能的道路。到今天，日本經過了幾十年的發展，共建成了50多座核能發電站。也就是說，日本雖然不擁有核武器，但實際上卻是一個核能利用大國。

與戰后日本的發展離不開美國一樣，日本發展核能發電的政策背后，也有美國的存在。日本著手核能開發，是從1952年實質上恢復自治后開始的。先是在日本學術會議內部開始議論，后來設立了財團法人電力經濟研究所。1953年12月，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為了牽制在核能發電領域領先的蘇聯，在聯合國大會上做了“為了和平的原子能”的演說，主要內容是要求在國際框架內保管、監視核燃料，按照必要分配給各國。

在這個演說之后，日本出現了“不能落后于新時代”的氣氛，3個月后，由自由黨、改進黨和日本自由黨共同提案，在眾議院通過了原子能研究開發預算。當時預算為2億3500萬日元，就是源于鈾235而來的。但是，由于1954年3月的第五福龍丸事件，輿論轉向為反對原子能。第五福龍丸事件一個月后的1954年4月，日本學術會議第17次大會召開，制訂了“自主、民主、公開”的原子能三原則， 目的在于防止軍事研究與軍事利用。

1955年12月19日，自民黨、社會黨合作通過了原子能三法。“原子能基本法”是日本為促進原子能的研究、開發及其和平利用，確保能源和產業振興而制定的基本法，是原子能利用的大綱。1956年1月1日，設置了原子能委員會，第一任委員長為正力松太郎國務大臣。原子能委員會制定了5年內實現原子能發電的目標，在通產省得出了火力發電比原子能發電更經濟的研究結果，科學技術廳還沒有拿出充分的耐震研究結果的情況下，就只以原子能委員會與產業界推動的形式，為了經濟的高速增長，開始推進原子能發電建設。

正力松太郎身為讀賣新聞社社主，他大力推進原子能的宣傳，驅使讀賣新聞系統的媒體，對向日本導入原子能發揮了很大影響力。另外，還在各地召開原子能和平利用博覽會，甚至在遭受原子彈轟炸的廣島市的和平紀念資料館，將被炸者的遺品等陳列品撤去，舉行這樣的原子能博覽會。 雖然當初遭到了原子彈被害者團體等的激烈反對，但由于接受了原子能和平利用可以確保電力，與日本的戰后發展息息相關等思想灌輸，他們也漸漸開始轉向與當政者合作了。

1956年6月，日本原子能研究所，即現在的獨立行政法人日本原子能研究機構，作為特殊法人設立于茨城縣東海村。以后，東海村成為日本原子能研究的中心地。在日本進行的最初原子能發電是1963年10月26日，那是在東海村建設的實驗爐進行的。為了紀念之，日本將10月26日定為原子能日。

1957年5月19日，正力松太郎成為剛設立的科學技術廳第一任長官。不久，中曾根康弘繼任科學技術廳長官，很快就重新研究原子能計劃，于1961年2月發表了“新長期計劃”。即最初的10年，達成商用原子能發電規模3座100萬千瓦的目標，后10年以火力發電的30%（650——850萬千瓦）為目標。1961年，選擇了福井縣敦賀市為原子能發電第二號爐建設地。1970年3月，敦賀發電站投入商業運營。從此，日本的核發電站陸續建立起來。到2011年3月11日的大地震前，日本共有50多座核電站，占日本總發電量的30%以上。

在日本，隨著原子能發電的發展，形成了支持、推進原子能發電的一個利益群體。據有關學者研究，其背景中存在著電價的“綜合原價方式”的框架因素。因為綜括原價方式的原價中，各種東西都能得到承認。第一，“廣告宣傳費”。本來壟斷企業不需要廣告費，但電力公司的廣告宣傳費可以納入原價。電力業界的廣告宣傳費推定為2000億日元，這大體為廣告宣傳費第一位的豐田汽車的一倍。而依賴之的是電視、收音機以及報紙等媒體。第二，電力公司的“利息”也加入原價。金融機構是東京電力公司的最大股東。雖然市民的80%以上希望放棄原子能發電，但在股東大會上卻有89%的股東支持維持和推進原子能發電。第三，對大的建筑企業來說，最大的發包商是電力公司。電力成本負擔轉嫁為家庭負擔，家庭只消費電力整體的23.4%，但卻負擔電費的30%。第四，電力公司給予大學大量的研究費。與電力公司成為一伙的學者增多，學問的世界的獨立性受到威脅。第五，作為結果，電力公司擁有了很大的政治能力。在選舉時支援特定候選人，擁有很大的政治能量。

當然，在日本興建核電站也不是沒有阻力的。核發電所包含的危險性，使其一開始建設就遭到了反對。從1960年代起，核電站建設當地的漁民、農民就開展了反對運動，其中尤以三重縣蘆濱漁民對中部電力公司的抗爭為甚，雖然許多漁民在長島抗爭事件中被捕，但成功地阻止了核電站的興建。1974年9月，青森縣漁民拒絕核動力商船“陸奧號”進港也非常有名，“陸奧號”出港后發生核泄露事故，因無人接受在海上漂流50多天，最后日本政府出面花重金買通了港口才得以靠岸。 其他有名的還有：1980年12月，柏崎、刈羽8000人集會抗議修建核電站；1981年，高知縣洼川町首先成立住民投票條例，阻止核電站的修建； 1996年，新澙縣8月4日舉行興建核電站與否的公民投票，投票率高達88.3%，反對興建的比例為投票總數的60.9%，贊成者為38.6%，因而被否決；2001年5月，MOX的計劃建廠地點由最初預定地的福島改至新澙，新澙居民投票再度拒絕其興建。

但是，日本的反核能發電運動，主要表現在核電站建設的當地，并沒有形成全民的普遍意識。對大多數日本人而言，核電站建設是距離遙遠的事情，難以切身感受到危險性。就是在當地，也容易因中央政府的補助金等利益誘導而使居民發生分化，從而接受了核電站建設的現實。

另一方面，雖然日本的核能發電站間有事故或問題發生，但由于瞞報或宣傳，卻造成了核能發電絕對“安全”的假象。再加上民主黨上臺后，提出為防止全球氣候變暖，日本減排25%的目標的影響，近年來日本民眾對核能發電的認可度在不斷提高。據日本原子能委員會的輿論調查，2005年日本民眾對核電的認可度為35.6%，到2009年達到了50%。對于核電站的安全感，1999年“感到安全”、“感到比較安全”、“感到些許不安”、“感到不安全”的分別為4%、21.4%、52.8%和15.5%；2005年分別為4.4%、20.4%、48.1%、17.8%；2009年則為6.1%、35.7%、43.4%、10.5%，安全感明顯上升。與之相聯系，對于核電開發的立場，2005年持“積極推廣”、“謹慎推廣”、“保持現狀”、“應逐漸廢止”，“應立即廢止”的分別為8%、47.1%、20.2%、14.7%、2.3%；2009年則為6.1%、35.7%、18.8%、14.6%、1.6%，反映了國民意識的變化。

也就是說，在“核能的和平利用”的旗號下，由日本政府主導，核能發電在戰后日本得到了飛速發展，日本的核電站數量和發電量均名列世界前茅。在這個過程中，普通日本人對核能發電的意識和立場也在發生著微妙的變化，即認可和推進核電發展的心理在慢慢占據上風。

三、“安全”神話崩潰后的走向

但是，福島核泄漏事故的發生，打破了日本核電利用的“安全”神話，也顯露出了日本“反對核武器，但推進核能利用”這樣的矛盾結構的破綻。福島核泄漏事故說明，核能發電同樣存在巨大風險，特別是在日本這樣的自然災害頻發的國度更是如此。這考問著日本人的核意識，也考問著日本政府的核能政策。

3．11之后，世界上也出現了重新思考、看待核能發電的新動向。擁有17座核電廠的德國宣布于2022年全面停用核能。意大利、波蘭、泰國、韓國、巴西、瑞士等提出暫緩發展核能，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亦明確指出，要調整核電發展中長期規劃，并暫停審批核電項目。

受福島核事故的強烈沖擊，日本人的核意識發生了明顯的、急劇的變化。日本媒體的輿論調查表明，核事故令日本人的反核情緒迅速高漲。日本《朝日新聞》的民意調查結果顯示，對核電感到不安，希望逐步淘汰核電的人在逐步增加。在《朝日新聞》4月份的調查中，認為應“增加”核電站的為5%，“維持現狀”的51%，“減少”的30%，“廢止”的為11%；到6月份，認為將來應該“脫原發”的達到了74%；到12月份的調查時，“反對利用原子能發電”的達到57%，認為應“階段性減少將來淘汰”的上升為77%。

同樣，從NHK輿論調查部于2011年6、8、10月實施的電話調查結果中，也可以看到人們對原子能發電站的態度，以及決定態度變化的不安感和信賴感的變化。關于“應該怎樣對待國內的原子能發電”的提問，10月份調查的結果中認為“應該減少”的最多為42%，“都應該廢止”的為24%，“維持現狀”的為23%，“應該增加”的為2%，對利用原子能發電持否定態度的達到了3分之2。與6月份相比，持“廢止”態度的增加了。

另外，在10月份的調查結果中，“對原子能發電事故極大地感到不安”的人為49%，比率最高。而且，在3回的調查中，認為感到不安的人均約占9成，是絕大多數，這一點沒有變化。另外，關于“對國家關于原子能發電管理的信賴”的問題，3回調查結果是約7成的人回答“不信賴”，人們對政府的信賴感很低。日本政府等在推進原子能發電時，往往將“能夠安定供給”和“經費便宜”作為原子能發電的長處。但看看現在人們對原子能發電的態度就可以明白，無論重視“安定供給”還是“經費便宜”的人，認為“應該減少”或“全部廢止”原子能發電的有約6成，對原子能發電持否定態度的人占據多數。

3．11之后，廣大日本人民掀起了聲勢浩大的反對核能發電、脫離核能發電的運動。諾貝文學獎得主大江健三郎等人發起了一千萬人簽名活動，2011年9月19日，在東京的明治公園召開了有6萬人參加的“再見！原子能發電”的群眾集會，大有成為跨越黨派活動的趨勢。

在東京都也發起了簽名運動，要求制定地方條例脫離原子能發電。東京都 “大家來決定吧！ 原發 國民投票” 的市民團體，以制定關于原子能發電站贊與否的住民投票條例為目標，在征集簽名的最終日2012年2月9日，發表了征集到超過25萬人的結果，超過了請求知事制定條例所必須的約21萬4200人。 該團體制作的條例草案為：1、對東電管內的原子能發電站的運轉，由都民投票表明贊成與否；2、有效投票總數的過半數的結果，達到有投票資格總數的四分之一時，3、（作為股東）知事和議會，關于東電管內的原子能發電站的運轉，與東京電力和國家協商，“努力反映都民的意思”。今井一事務局長說：估計“最終超過30萬人，可以實現直接請求”（制定條例），并表示考慮對都議會呼吁進行公開討論會。由于東京都擁有東京電力的4268萬股股票，是第三大股東，所以東京都議會的動向，有必要隨時關注。

另外，市民團體“ 原發 縣民投票 靜岡”，為了直接請求制定中部電力的濱岡原子能發電站再運行的是非的住民投票條例，2012年2月8日也開始征集簽名活動。4月上旬預定開始活動。該團體是東京、大阪市征集投票活動的“大家決定吧！ 原發 國民投票”的靜岡支部。在地方自治法中，為了對地方自治體首長直接請求制定條例，有必要征集有選舉權的50分之一以上的署名。現在，東京都和大阪市的簽名已經超過必要人數了。

就是在自民黨內，也開始出現了不同聲音。自民黨的有志議員和下屆眾議院選舉預定出馬的人組成的能源政策議員聯盟（發起人，河野太郎眾議員），今年2月9日向黨綜合能源政策特命委員會提交了文書，要求自民黨在本月中完成的能源政策中應明確記述“脫原發”。文書提出，不應新增設商業用原子爐，將運轉開始后經過40年的原子爐報廢，實現現實地“脫原發”。另外要求，如批準重新啟動停止中的原子能發電站，應該等待政府和國會關于東京電力福島第一核電站事故的調查結果，且限于最低限度的必要數。 另據日本媒體3月30日報道，京都府知事山田啟二和滋賀縣知事嘉田由紀子，也明確表示反對在現階段重新啟動關西電力公司大飯原子能發電站3、4號機組。

在核能發電的“安全”神話崩潰后，原子能發電的“低成本”神話也開始崩潰。3.11以前，正如日本電氣事業聯合會所公布的那樣，一般認為原子能發電是最經濟的。但是3.11以后，立命館大學的大島堅一教授所計算的實績值被頻繁引用，根據大島教授的計算，原子能發電實際上比水力和火力發電成本還高。因為電氣聯合會的數字，沒有充分計入研究開發和選地對策上每年投入的數千億日元的政府預算和核廢棄物的處理費用。

那種認為廢止核能發電會導致用電量不夠，出現經濟下滑的擔心也是站不住腳的。根據有關專家的計算，只是在用電高峰期才需要“原子能發電”。過了用電高峰，實際上根本用不著。如前所述，包括日本的家庭、事業者的電費的總額，是由“綜合原價方式”的框架決定的。電費總額是“必要的費用”加上“合適的利潤而決定的”。合適的利潤是按“發電送電設施等固定費乘以3%而征收的”，所以電力公司不推進節電，而優先發展發電站的理由就在這里。 而且，完全可以找到代替核能發電的替代能源。

如果上述理由都不能成為日本繼續維持核能利用的充足理由，那么還有什么理由能使日本繼續發展核能成為必要呢？在這里，內橋克人的話也許會給人們一些警示：“甚至在地下、洞窟、洞穴中仍繼續原子能發電的意圖后面是什么呢？這就是，我們的國家想一直擁有核武裝的可能潛力這樣的政治意圖。” 或許，日本政府堅持發展核能的真正意圖，不是在于經濟，而是在于政治和軍事。而冷戰結束后一些政客的擁核言論，或可視為這種意圖的絕好注腳。

看來，對火山地震頻發的日本而言，對“災間時代”的日本而言，真正到了認真思考原來的核政策，解構原來的矛盾結構的時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