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了解，正在或即將實施的《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水污染防治行動計劃》《土壤污染防治行動計劃》，初步概算總投資需要6萬億元。而中央財政實際出資十分有限，比如在大氣污染防治方面，中央財政2013年的投資是50億元，2014年是100億元，未來3年加起來估計是500億元左右。與“大氣十條”的1.7萬億元的投資總需求相比是杯水車薪。這么大的資金缺口從哪里來？如何解決？

“‘十三五’期間，國家環保產業發展的重點就是要運用市場機制，釋放環保市場活力，建立多元化的投融資渠道，發揮政策和市場的作用，大力推進環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和政府購買公共環境服務，實現環境保護的社會化、市場化、專業化發展。”環境保護部科技標準司副司長胥樹凡近日表示，環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可以極大地推進環境污染治理市場化，一定程度上吸引民間資本、社會資本進入環保領域，建立多元化的投融資渠道，釋放出環保產業的需求。

“誰污染誰治理”將向市場化治污轉變

何謂環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環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是指污染排放者以直接或間接付費的方式將產生的污染有償委托給專業化環保企業按照環境標準進行治理，并與環保監管部門共同監督治理結果的環境污染治理模式。

環境污染第三方治理主要有兩種運作模式：一種是適用于新建、擴建項目的“委托治理服務型”。排污企業以簽訂治理合同的方式，委托環境服務公司對新建、擴建的污染治理設施進行融資建設、運營管理、維護及升級改造，并按照合同約定支付污染治理費用。另一種是適用于已建成項目的“托管運營服務型”。排污企業以簽訂托管運營合同的方式，委托環境服務公司對已建的污染治理設施進行運營管理、維護升級改造等，并按照合同約定支付托管運營費用。

據統計，浙江省企業污染治理設施專業化運營后的達標排放率可達70%～90%，與污染企業自行運營相比，達標率提高30%～50%，運營成本節約10%～20%。

胥樹凡認為，首先，環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可以推進環境污染治理的專業化。過去是“誰污染誰治理”，但是制造污染的企業在污染治理方面并非是專業的。而交給專業的第三方處理，企業環保成本不僅沒有明顯提升，還提高了效率，效果也會更好，這也符合大資產管理高度專業化的發展方向。其次，推行第三方治理之后，可以通過企業與第三方的服務合同來確立更加明確的環境污染治理效果。再次，第三方治理的績效和第三方治污者的經濟效益掛鉤，在經濟效益的驅動下，第三方的治理效果往往會更好。

從環境監管的角度看，實施環境污染治理第三方治理之后，過去那種生產企業各自進行環境治理，分散排放、點多面廣、不宜監管等問題將得到極大改善。在第三方治理的模式下，排污企業治污責任通過合同方式向環境服務公司轉移和集中，環保部門的監管對象大為減少，相應的執法成本也將大幅降低，將更有利于環境監管。

治污責任轉移為相關企業帶來機會

“環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實際上是一種污染治理責任的轉移，違法排污的責任從企業轉移到第三方。按照環保法的規定，違法排污涉及生產企業，但是按照合同法的規定，違法排污的罪責也要轉移到第三方。因為，在第三方污染治理的模式下，生產企業僅僅是一個污染源的生產者，他并沒有向環境排放，而是交給了第三方，第三方才是法律意義上的排污者，應該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胥樹凡解釋說。

一位專業從事燒結脫硫、脫硝和除塵的企業負責人告訴《中國冶金報》記者：“第三方治理給鋼鐵企業帶來的好處，一是由于有第三方專業公司的投資、運行管理和保障，如果操作得法，鋼鐵企業的資金壓力有望得到緩解。二是在第三方治理模式下，排污企業受政府監管的被動局面將得到改變，轉而與政府部門“同坐一條板凳”，共同監督第三方專業管理公司的運行和運營效果，對改變鋼鐵企業的形象有積極意義。”

針對第三方治理對環保企業的意義，這位負責人認為，目前，新環保法已正式實施，一些環保投入較少的鋼鐵企業，很難在短期內靠自主研發解決環保技術難題。而第三方專業公司技術實力較強，經驗豐富，在燒結脫硫、脫硝和除塵等整體技術方面具有一定的優勢。

據悉，國家發展改革委起草的《環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指導意見》近期有望出臺，國家發展改革委、財政部擬設立500億元國家環保基金，為環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公司提供低利息、長周期的優先貸款。

“未來環保將走專業化的道路，沒有過硬的技術和裝備優勢的企業，可能拿不到項目，即使能拿到也不一定能做得好。同時，環保治理將走一體化的道路，即投資、運行管理、技術裝備配套和日常服務等。這就要求環保企業要有較強的實力和管理能力、服務能力。”該負責人說，“技術過硬、裝備先進穩定，資金有來源、有保障是兩條硬杠杠。資金來源需要投資公司等社會資本的關注，以及政府低息長期專項貸款等優惠政策的支持。此外，還有鋼鐵企業的支持、配合，甚至擔保等。”

治污市場化要求政府只當“裁判員”

胥樹凡認為，在促進環境污染治理市場化方面，政府應該當好“裁判員”，而不是“運動員”，應該有所為有所不為。

在環境污染社會定價方面，無論是政府還是企業購買的第三方服務，只有在市場公平透明環境下進行競爭性定價，才能夠形成合理的定價機制和方法，充分反映環境治理價格等客觀成本的公平性和合理性。所以，政府的“手”不能伸得太長，要讓市場的“手”去調節。

當前，我國環保產業的市場需求是十分巨大的，用現有的技術來解決當前環境污染的常規問題也不存在問題。“但是，現在的環保產業最急需的是建立一種體制機制，把市場、技術和資本融合在一起，讓民間資本真正能夠進入這個領域，變成現實的市場，促進環保產業的發展。”胥樹凡強調說。而這些就是政府“有所為”的事情。

胥樹凡指出，在國家層面上，政府可以建立一個平臺，將環境污染第三方治理上升到國家政策層面。如嘗試建立公共環保基金、股份制、股權抵押等可行的模式，制定完善政策保障措施，以及采取公開、透明的監督手段，鼓勵民間資本進入環保市場等。

在環保部門的層面，胥樹凡認為，首先要完善環保體系，制定合理的環境標準，完善環境執法的方式和手段，嚴格執法，杜絕違法排污的行為。其次要維護市場秩序，制定好市場規則，保證環境污染治理市場的公平競爭，杜絕暗箱操作行為。再其次要打破經濟所有制藩籬，讓國有和民營企業在同一個平臺上展開公平競爭，并享受同等的政策支持和優惠，以及多元的融資渠道。最后要建立嚴格、公平的環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績效考核機制。此外，還要建立糾紛仲裁機制和第三方考核體系，明確相關方的權利、義務和服務要求，建立各方的問責機制，保障公開信用，充分接受社會公眾的監督。

“環保部門只要做好這些工作就會大大推進環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快速發展，提高產業發展的整體水平。環保產業發展需要打破傳統的思維模式，要有新思維、新觀念，這需要我們共同努力去奮斗。”胥樹凡強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