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軾天則經濟研究所榮譽理事長、人文經濟學會理事長。于1979年提出擇優分配原理，重新構造了微觀經濟學。

1981年又將擇優分配推廣到動態過程，用獨特的方法得出了動態最優過程變分問題的解，即歐拉(Euler)方程。2014年入選世界思想家名單，排名第4。所著《中國人的道德前景》一書獲1999SirAntonyFisher國際紀念提名獎。研究興趣包括經濟政策、環境、能源、交通、扶貧、NGO發展、人權等。

“能源效率低不等于經濟效率低”

記者：您認為我國霧霾天氣形成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可能怎樣發展?

茅于軾：霧霾天氣的原因現在搞不清楚。霧霾是個氣象現象，當然有人為原因，這沒問題，但是不是也有氣象的因素，這方面我不是專家。

記者：目前，我國是世界最大的能源消費國。我國能源經濟效率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不到能源大國美國的一半，更只有日本、歐洲等先進國家的五分之一。同時，能源結構方面，我國煤炭消費比重過大。盡管我國煤炭探明儲量不到美國一半，卻是世界最大的煤炭生產國、最大的煤炭進口國、最大的煤炭消費國。我國一次能源消費中原煤占到70%左右，煤炭之外相對清潔的能源消費只占30%左右。這和世界水平正好相反。

您對此有何觀察?

茅于軾：這里涉及到好多問題。首先講，我們的能源消費占了全球的22%，人口占全世界的19%，我們的人均能源消費超過了平均數。如果看美國、加拿大等國家的話，人均比我們還高得多?？梢哉f我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能源消費也增加了。現在的問題是能源消費要增加，但是能不能提高效率，使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時少用點能。同時，也要看到我們改革開放以來，能源效率是有提高的。另外，什么是能源使用效率?這個詞我覺得它不是一個很科學的詞，它不像鍋爐效率，這是很科學的，你投入多少能，產生的能和排放的能的比例是可以科學測量的。但是能源的經濟使用效率是很難測量的，沒有 一個科學的定義。只能說，比如每一塊錢的GDP用了多少能。

記者：單位產值的能耗。

茅于軾：它這里面涉及的問題就特別多。一個問題是，你GDP怎么測量?這個效率有技術上的效率，還有結構上的效率。結構的效率，比如說我少用加工業，多用服務業。服務業用的能比較少，加工業用的能比較多，如果我少用加工業，在技術上沒有變化，但是我們GDP耗能就減少了。但不能說為了能源效率，加工業不發展了。所以，這個問題的測量是很復雜的。能源效率低不等于經濟效率低。有的能源效率低，但經濟效率就很好。那么我們測量什么?還是要測量經濟效率。比如講，一個電廠的發電效率低，但是它靠近能源產地，它就可以用低一點低效的能源設備，因為它的能源來源便宜。所以這個問題，測量最終要看經濟效率。有高效的鍋爐，也有低效的鍋爐，它們的分布是不是合理?總而言之，這個問題需要市場來解決。市場會把資源用得合理，離產地遠的電廠效率就該高，因為能源是有代價的。最后的測量，我覺得是要看市場怎么測量。這里面有個問題就是能源的價格必須是正確的，必須把外部性的成本打入進去。我想可以這么說，能源效率還要看是不是充分利用市場來配置資源，而且這個價格包含了它的外部性成本。如果用這種成本配置了資源，那么效率就算是高的。我想這樣是一個比較合理的說法。“什么叫合理呢?就是你是不是市場配置的資源”

記者：為什么我們的能源結構跟世界有這么大的反差?我們的煤炭占到70%，如果畫一幅圖出來，跟世界的對比是非常明顯的。世界的平均水平是30%，我國卻是70%。

茅于軾：這個不奇怪，因為我們是產煤的國家，而石油、天然氣和其他的化石能源我們比較少，是不夠的，需要進口，當然現在煤炭也在進口了。所以，這個問題它是資源配置造成的，跟我們的資源稟賦有關系。我們沒有理由說多用煤炭產生的比例高就不合理。什么叫合理呢?就是是不是市場配置的資源。

問題在哪呢?問題是我們國家資源的消耗不完全是市場配置的，有許多人為的干涉。特別是能源使用的環境代價、社會成本沒有包含到價格當中去。如果把它的成本內部化了，那以后市場配置就是合理的，管它煤炭用了70%也好，都是合理的。

記者：如果市場來決定的話都是合理的?

茅于軾：對。

記者：還是這個問題，還有一個比較，像美國的煤炭儲量比我們還要多一倍多，開采條件也比我們好。但為什么美國煤炭消費占比只有30%多一點，美國煤炭的資源稟賦也是很突出，為什么美國沒有像我國那樣用煤?

茅于軾：這個答案很簡單，就是市場配置資源。像日本煤也沒有氣也沒有，全靠進口，它是市場配置資源就是合理的，我們沒有理由說市場配置不合理，你想出個合理的來。 中國電力報：在市場配置資源情況下出來的任何結構都是合理的?茅于軾：對的。我國政府對于環境的標準太低了，所以破壞環境的成本是很低的，因此就多用能，而能源使用時都有環境的后果。所以現在我們講，中國市場資源配置的問題在哪呢?就是能源的價格太低。我們整個經濟結構與這個問題密切相關。能源價格低也包括環境價格低，破壞環境的成本很低，所以煤炭就用得特別多。至于現在要調結構，價格不動是不可能調的。“價格是造成我們資源高投入的較粗放經濟的一個原因”

記者：這正好是要問您的重點問題。我們能源價格主要由政府來管制，甚至直接定價，三中全會提出要完善主要由市場決定價格機制，并且明確提出要推進市場石油、天然氣、電力等領域的價格改革，放開競爭性環節價格，政府定價范圍主要限定為重要公用事業、公益性服務、網絡型自然壟斷環節。您剛才也說了一些，還請您具體分析一下，我國目前能源價格形成機制存在哪些主要問題?為什么這么明確的說要推進價格改革?應該怎樣具體開展這個價格改革?

茅于軾：市場配置資源就是說，價格是供需決定的，供不應求漲價，供過于求落價。通過競爭，這個具體過程就有一個競爭的過程，就是供應有競爭，需求有競爭，然后形成一個均衡價，這個均衡價是一個合理價。從這個角度看，能源行業有一些本來不是很競爭性的，比如說電網，這時候價格必須由政府來定。當然，政府定價有很多條件，就是說也不是自己主觀定的，也是征求各方面的意見，甚至委托一些機構來專門研究什么樣的價格是合理的。但是我們國家的問題在于有很多競爭性的定價也沒有實現市場定價，很明顯油氣的價格就是這樣的。它是可以競爭的，但是沒有完全放開，這個是我們的問題。另外就是我們政府定價的理由，就是你為什么定這個價，這個理由也是不充分的。

我國首先是環境價格低，環境價格低 造成的結果就是環境破壞的比較普遍。其次是我們在能源定價方面有一些錯誤的觀念。一個例子就是電力的價格。認為電力便宜對窮人有好處，其實，低電價是便宜了富人，因為富人用電用得多。

記者：沒錯，這其實是您在很多領域都提到的，這實質上是政府確定一個能源價格的上限，這個上限會導致需求的過多，供給的短缺。到最后反而可能是老百姓沒有優勢去獲得能源的消費。

茅于軾：很多例子都是在補貼有錢人。我們的電，全世界市場經濟國家，民用電的價格都比工商用電的價格高，因為輸配電的損失大。我們是相反的，民用電只有工商用電的一半。所以價格有時是造成我們資源高投入的較粗放經濟的原因。要改變這個狀況，必須從價格入手。我們喊了那么長時間，要調整經濟結構，但是環境的價格不動，電力的價格也不動，煤炭的價格現在是越來越低，造成能源很不利的后果。所以一定要動價格。價格中間特別是環境價格要大幅度地提高。像日本比我們貴好幾倍，同樣的一個東西為什么他們那兒那么貴呢?就是里面的稅多。就拿香港來做比較，香港的汽油價就比大陸貴一倍多。并不是汽油本身貴了，而是里面的稅多了。汽油是國際市場價格定的，誰也改變不了。但是零售價格就跟稅收有關系了。你看日本、歐洲汽油價都比中國貴多了。我們有一個錯誤的認識，認為價格低生活就好了，其實太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