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國家正緊鑼密鼓地編制“十四五”發展規劃。國內原油產量指標，是人們關注的“熱點”。“將年產量恢復到2億噸”的設想，也備受多方質疑。

影響產量的因素很多。囿于專業和當前工作條件，本文擬側重資源因素的討論。

增加產量有資源基礎

2019年，我國國內原油產量1.91億噸，居世界第7位，是全球主要石油生產國之一，也是產量仍有不小上升空間的國家。

首先，國內的石油勘探不充份、不平衡。我國有含油氣遠景區域，大體只有一半頒發了許可證進行勘探開發，形成了近海、東部、中部和西部四大油氣區。即使在工作程度最高的東部油氣區，新世紀頭15年里，仍然有許多重大發現，增長了40多億噸石油地質儲量，約占全國同期新增儲量的3成。

其次，資源探明率低，釆收率低、采出程度低。分別不足4成、3成和2成。另外，我國有豐富的“非常規”石油資源，而探索則剛剛起步。

第三，資源量、儲量和產量都是技術經濟條件的函數。近一個世紀以來，對我國石油資源的前景評價隨著工作程度的提高，科技和經營管理水平的提高而越來越好。全國石油資源量由 1.75億噸(1922年.美孚石油公司)，15.5億噸(1954年.燃料工業部)，787億噸(1987年.石油工業部)，上升到 1257億噸(2015年.國土資源部)，今后還將繼續增長。

根據石油資源稟賦不同，石油上游業形成了兩種發展模式: “富集高產為主”的，如沙特、伊朗、伊拉克等國，走“少井高產”的道路; “低品位為主”的，如美國，走“多井低產”的道路。美國是位居全球首位的石油生產國，歷史上也曾有過日產千噸以上的油井，但占比很小，因而長期全國平均單井日產量只有1噸左右，其中，約4成的油井，平均單井日產量只有0.28噸(2桶)。我國的石油稟賦條件，也只宜走“多井低產”的道路。但是，現代石油工業的歷史，中國比美國晚一百多年，所處發展階段不同。因而，再發現一些相對“富集高產”儲量的概率我國比美國要高得多。上世紀七十年代，我國發現了任丘潛山油田，口口井日產千噸以上，最高的4620噸。當時，全國單井平均日產量也因此一度拉升到20噸以上。為了高質量、高效益發展，“十四五”要力爭多開發一些相對“富集高產”儲量。

兩次產量“低谷”與海洋對外合作“低潮”的啟示

新中國石油史，是一部全國原油年產量由12萬噸快速增長到2.15億噸的歷史。其間曾出現過兩次“低谷”：

第一次“低谷”，谷底是1981年，年產油1.01億噸，較1979年的1.06億噸峰值下降了近500萬噸。有專家認為，產量只有降低到8700萬噸，才能穩得住。然而通過“一億噸原油產量包干”政策，調動了廣大群眾的積極性，產量不僅止跌回升，還突破了2億噸大關!在這次波折中，勝利油田產量由1978年的1945萬噸下降至1611萬噸，減少了300多萬噸。以油田總地質師為首的一些專家認為，油田勘探己進入“無整拾零”階段了，產量只有降到1100萬噸才能穩住。通過執行原油產量包干政策，原油產量逐步回升，1993年更達到3355萬噸的高峰，之后一直在2300-2700萬噸高位上運行。“基層群眾思想最解放，認識最符合實際!”這是人們從這一次波折中形成的共識。

第二次“低谷”，谷底2018年，年產油1.89億噸，較2015年2.15億噸峰值下降了2600萬噸。這次減產的特點是所有的油公司，無論是央企、地方國企、民企和外企一律都減產。這是2014年國際油價暴跌，油公司為減少經濟損失，主動關閉部分油井的結果。前后兩次“低谷”相距近40年，但是形成低谷的原因卻有諸多相似之處。引起產量下降的主要因素都不是“資源枯竭了”，而是因前期投入不足，“增儲上產”步子跟不上所致。因此，走出第一個低谷的經驗，對走出第二個低谷有重要的借鑒價值。其中，最重要的經驗是，定戰略，編規劃，做決策，一定要到生產一線、科研一線深入調查研究，匯聚廣大群眾的智慧，因為這才是事物的活水源頭。

上世紀八十年代，我國開啟了海洋對外合作開發石油，第一、二輪區塊招標得到國外石油公司的熱烈響應。然而，頭幾批探井沒有取得預期結果 ，海域勘探出現了低潮。面對外國油公司及其合伙人的質疑，筆者曾代表國家資源管理部門回應道：“外國石油公司，尤其是那些大石油公司，勘探成果不理想的主要原因，并不是中國‘貧油’，也不是沒有把好區塊出讓給他們，而是他們對中國石油地質規律需要有一個摸索和熟悉的過程;他們對中國油氣資源進行技術經濟評價的‘門檻值’過高，遠高于其本國的標準，因而縱然有油氣田存在，也一時找不到或采不了” 。后來，海域實行了對外合作和自營并舉的方針，經過20年不懈努力，2010年，年產原油4160萬噸，天然氣98億方，初步建成了一個“海上大慶”。實踐再次證明：由于工作對象--油氣田的唯一性，不立足中國石油地質特點，單有“洋槍、洋炮、洋辦法”很難取得成功。

美國石油業也多次出現過類似的事情。每當“增儲上產”遇到困難的時候，就會有著名專家斷言，美國石油資源很快就要枯竭了,然而實踐結果恰恰相反。美國那位90高齡石油地質家普拉特(W.E.Pratt)在《找油的哲學》一文中回顧了這些故事，他認為這些專家被已有的知識束縛了頭腦，進而感嘆“人們的精神狀態可成為探索石油的難以克服的阻力”。

產量愿景與重點工作

十年前，筆者和一批年輕專家共同撰寫了《中國石油上游業的回顧與展望》(石油學報.2014年第1期)，回顧過去的60年，展望未來的20年，認為2030年全國原油產量達到2.5-3.0億噸，有資源基礎;依靠科技進步、依靠科學管理, 實現這一目標是可能的。立論拫據有三：

1、2010年底，全國探明已開發石油地質儲量236億噸，年產原油2.01億噸。經分類測算各油田的遞減，預計2030年，這部分儲量的產量仍有1.38-1.41億噸。

2、2010年底，探明未開發儲量74億噸。此后20年陸續擇優開發，預計2030年，年產油0.37億噸。

3、2011-2030年，年均新增探明地質儲量10億噸，總計新增200億噸，2030年新增產量1.0-1.6億噸。

2011-2015年實施情況好于預期。年均新增儲量10 億噸以上; 探明未開發儲量，“不減反增”。2015年原油產量2.15億噸，比2010年凈增 1400萬噸，年均新增280萬噸。若無油價暴跌的干擾，保持上述年增長幅度，2030年全國原油產量完全可以達到2.5億噸以上。2019年，通過貫徹習近平主席“提升國內油氣勘探開發力度”批示，加大了石油上游業的投入，全國產量已經止跌回升開始走出“低谷”。

顯而易見，今天增加產量的儲量基礎比十年前更堅實了。但是，儲量轉化成產量不可能一蹴而就，還必須腳踏實地做好下列工作：

一是，深入分析“十三五”減少的2600萬噸產量，分類明確復產所需的技術經濟條件，提出切實可行復產方案。

二是, 提高采收率，提高儲量動用率。以全國現有累計探明地質儲量為基數，采收率每提高一個百分點，就意味著2億噸原油年產量，可以再多生產兩年。探明未開發儲量若動用一半，可新建產能2000萬噸左右。提高采收率和儲量動用率符合“節約合理使用礦產資源”基本國策，是石油上游業實現高質量、高效益發展最現實的抓手。

三是，舉全國之力，加快近海油氣區發展。 近海油氣區包括渤海，黃海、東海西部，南海北部。具有“三低一淺”的特點: 即工作程度低。渤海和珠江口盆地，探井密度只有渤海灣盆地陸域的1/10和1/70。資源探明率低。低于30%，尚處在勘探早期以構造油氣藏為主要工作對象階段。石油采出程度低。渤海小于10%，僅為相鄰陸域的一半。近海大部份資源分布在水深小于300米的海域內。“三低一淺”的特點，使近海可以成為“增儲上產”的重點戰場。應該通過礦權制度改革，引入更多的投資者和作業者，加快這里的開發步伐。

四是，機制體制創新，重新評價松遼盆地。在全國面積大于10萬平方千米的大型含油氣盆地中，當前唯有對松遼盆地的油氣前景認識存在明顯分歧。筆者在《大慶創建百年油區之我見》(中國能源報，2017.2.6.第二版)一文中指出：“大慶油區面臨的不是有沒有油氣資源的問題，而是有沒有本事找到並采出來，而且是經濟地采出來的問題”。

本世紀初，松遼盆地里有44家不同體制的小油公司從事“低品位”油氣資源開發，年產油量曾達到230萬噸。當時，油價並不高，仍有利可圖，就是佐證。近期，河套盆地，通過礦權內部流轉，華北油田公司成為該區作業者后，在這勘探多年的地方，很快找到了有一定儲量規模的吉蘭泰油田。進一步證明善于選擇不同特長的隊伍打不同領域的仗，充分發揮隊伍優勢的重要性。

重新評價松遼盆地不僅直接關系著全國油氣產量能否穩產上產;而且關系到對全國油氣資源前景能否有一個更符合實際的認識。

五是，鍥而不舍，探索新區、新領域。這事關工作的前瞻性，事關石油上游業的可持續發展，需要早動手，鍥而不舍地進行探索。西藏、內蒙、滇黔桂湘和南海中南部都是有含油氣前景的新區;頁巖油氣、煤層氣、地熱(含干熱巖)和天然氣水合物等都是正在進行工作的新領域。在石油上游業發展規劃中，它們既不能“缺位”，也不能“越位”。誰在哪個時期擔當“主角”，取決于工作進展程度，而不取決于擁躉者嗓門的大小。

頁巖油氣在我國是受熱捧的礦種，近期也取得了不少進展。但是從規劃的產量指標屢屢落空的原因來看，它們要擔綱油氣發展的“主角”，至少還要具備下列條件：(1)實現有經濟效益的規模開采，(2)核心技術有完全自主知識產權，核心設備國產化，(3)足夠的后備儲量足以彌補產能劇烈遞減，實現產能的有效接替和提升，(4)少水化或無水化增產措施得到推廣，(5)對自然環境的負面影響可控。

六是, 化危為機，正確應對“低油價”。2020年，自年初起國際油價斷崖式下降，給經濟發展帶來深刻影響。單就全球油氣供需關系而言，“低油價”將是今后的常態;然而，作為國際政治博弈的重要手段，油價突發性的大起大落，也是大概率事件。鑒于近2、30年內，油氣依然是人類的主要能源之一，因此，怎樣直面跌宕起伏的油價，化危為機保障國家能源安全，是一個必需認真研究的戰略問題。

當前，我國石油對外依存度超過七成，超過美國歷史上的最高值。就綜合國力和在世界石油業里的話語權而言，我國和美國還有不小的差距。值此百年未有的大變局時期，過高的對外依存度顯然是國家能源安全的軟肋。 石油上游業具有“高風險、高技術、高投入、長周期”的特點，要改變這個局面，將是一個長期攻堅克難的過程。在此形勢下，怎樣保障國家油氣供給安全，並為今后徹底改變局面打好基礎，這是石油上游業“十四五”需要解決的主要矛盾。美國長期在高依存度條件下保障油氣供給的做法和經驗;長期攻堅克難，國內油氣產量“梅開二度”重回峰值，實現“能源獨立”，改變世畀能源版圖的做法和經驗，值得認真分析和借鑒。

自上世紀末，我國油價和國際油價並軌以來，經歷了多次“低油價”。“低油價”對于油公司上游業是巨大沖擊，甚至是滅頂之災，同時也是提高經營管理水平，提高效益的新動力;而對于我們這樣的石油進口大國卻是一件利好的事情。要緊緊圍繞國家能源安全問題，將國內國外工作做成互為表里的一篇文章。堅持多邊主義，構建產油國和消費國“命運共同體”，積極參與國際上各種相關條約、規范的制定;靈活地增減國內產量、進口量和儲備量……以不斷提升我們的“話語權”。提升“話語權”，是一場硬仗，要克服來自內部與外部的重重阻力，是改革開放真正的“深水區”。唯有打好這一仗，我們才能在變化多端的世界石油市場里，變被動因應為主動引領。

刋于《中國能源報》2020.9.7.第四版。編輯將本文標題改為“有必要適度增加我國原油產量”，並刪減了部分內容。